同样是深海鱼，为什么别的品种动辄几十上百元一斤，带鱼却能常年稳定地出现在普通人家的餐桌上？明明没法人工养殖，为什么它反倒成了四季不断、南北通吃的"平民海鲜"？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，就得从带鱼的捕捞历史、种群特性，以及隐藏在百万吨产量背后的那场危机说起。 随着现代渔业的繁荣发展，我国许多鱼类的产量都在连年下滑，但带鱼却是一个例外。作为中国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海鲜，我国每年带鱼的捕捞量都维持在百万吨上下。 然而，在这样可观的捕捞量背后，带鱼其实已经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。为什么带鱼的产量会如此之高？它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？ 事实上，如今已经不算稀罕物的带鱼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沿海民众的专属美味。受制于捕鱼技术和冷冻技术的限制，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之前，内地居民很少有机会吃到带鱼。 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为了满足全国人民"年年有余"的美好愿望，政府把视线放在了东海每年的带鱼汛上。 之所以选择带鱼，首先与它的汛期时间有关。带鱼汛一般从每年的11月开始，一直持续到次年的1月。 此时距离过年差不多还有一个月，正好有足够的时间将带鱼运往全国各地。其次是带鱼汛的产量大。 带鱼喜冷怕热，为了御寒，常常聚集在近海海域，因此十分容易捕捞。在整个汛期中，捕捞14到15万吨的带鱼是很轻松的事情，而随着捕鱼技术的发展，再遇上适宜的气候条件，产量超过20万吨也属正常。 这种"一网下去就是几万吨"的高效，奠定了带鱼走进千家万户的底气。进入新世纪之后，冷链物流的网络越织越密，从东海沿岸的渔港到北方内陆的菜市场，整个运输链条已经可以压缩到48小时以内。 渔船刚靠岸，刀鱼就被就地分级、冷冻、装车，几乎不留中间环节的损耗，这才有了今天在超市冰柜里、在小区菜店里都能顺手买上一条的方便。 随着带鱼在内地的普及，它还和大黄鱼、小黄鱼、墨鱼并称为"四大海鱼"。但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捕鱼业的过度捕捞，大黄鱼、小黄鱼以及墨鱼都相继出现了无鱼可捕的尴尬局面。 以大黄鱼为例，1974年，它的产量曾多达20多万吨，但由于敲罟渔业的发展，以及捕捞未产卵的亲鱼和幼鱼等原因，大黄鱼的产量急速衰退，许多传统渔场已基本难以形成鱼汛。 相比之下，只有带鱼凭借种类多、分布广泛以及繁殖能力强等优势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产量持续上升。数据显示，2013年到2016年之间，我国每年带鱼的捕捞量都在100万吨以上，占了全国海鱼总捕捞量的七分之一，占全球带鱼捕捞量的五分之四。 特别是在2015年，带鱼的捕捞量更是直接达到了110.6万吨的高峰。 庞大的供给侧背后，是同样庞大的消费需求在接盘。到2022年时，中国人均带鱼消费量已经达到了0.8公斤，全国一年的总需求量超过100万吨。 这个数字直观地说明一个事实：带鱼早已不只是一道逢年过节才端上桌的硬菜，而是深深嵌进了中国人的日常饮食文化。无论是沿海渔家的红烧做法，还是北方家庭惯用的干炸撒椒盐，从南到北，从沿海到内陆，带鱼都拥有大量的忠实拥趸。 正是在这种"产得多、运得快、销得掉"的三重合力下，带鱼才一步步从沿海土产变成了全民海鲜。 它不像大黄鱼那样稀缺到被炒成礼品鱼，也不像三文鱼那样依赖进口而身价高企，稳定的大规模捕捞让它在价格端始终保持亲民，哪怕几十年过去，它依然是菜市场海鲜摊上最不起眼却也最有存在感的一位。 然而，在带鱼产量如此繁荣的背后，却藏着重重危机。根据《中国渔业统计年鉴》的数据显示，从2016年开始，带鱼的捕捞量就出现了下滑趋势。 2017年，全国带鱼的产量约为101.2万吨；到了2018年，这个数字降到了约93.9万吨；到了2019年，带鱼的年产量跌至约91.7万吨。与最高峰值110.6万吨相比，2019年带鱼的捕捞量下降了约17%。 如果一直保持这种下跌趋势，带鱼很可能也会步大黄鱼等鱼类的后尘，面临"无鱼可捕"的局面。 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当供给端在萎缩，而人均消费量和总需求量却仍维持在高位时，这种剪刀差只会把捕捞压力进一步放大。 市面上虽然依旧琳琅满目，但近些年老渔民都能感觉到一个变化：带鱼的个头在变小，一条巴掌宽的大带鱼越来越少见，餐桌上更多的是手指宽窄的小带鱼。个体小型化，往往就是鱼群被过度捕捞的典型信号。 既然野生带鱼资源面临压力，有人就会想到：如今人工养殖技术这么发达，我们就不能把它应用到带鱼身上吗？理论上确实可以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必须先解决两大难题。 首先，带鱼属于洄游鱼类。洄游是带鱼生活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，它们会随着水温和食物的变化在不同海域之间进行季节性迁徙，这既是繁殖的需要，也是维持种群活力的方式。 而人工养殖因为养殖场地有限，很难为带鱼提供足够的洄游环境，哪怕是最大的网箱、最深的养殖池，相对于真实海域的尺度也只能算一个小水洼，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人工养殖的可行性。 另一个难点是水压问题。作为一种深海鱼类，带鱼通常生活在60到100米深的海水中